贝利 wrote:
开车方式的颠覆式处理，绝对合情合理。！
都要我们靠右开车。有一回，我从复兴门到北京站，我们这边的车道堵了好几百辆车，而左边的车道确空着。此时，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让我们上左边车道，快速通行。此举能将道路交通资源充分利用，大大缓解首都的交通压力，极大地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
我认为你举的例子和我的处理方式没有可比性，你例举的处理方式明显地违反了交通规则，而你还没有找出我的处理方式到底违反什么规则（我认为答题所遵循的规则应该来自大纲所列入的内容，也就是止于审查指南）。
你说我的处理方式侵犯了公众利益，偏离了专利制度的原则。那个贴中没有讨论太多，只简单地说了一些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问题，在这里再陈述一些我的观点。
既然说道了专利制度的精髓、原则，那么就从这里说起。所谓精髓和最大原则应该体现在立法目的里面，即，专利法第一条，“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以上是新法中的第一条，相对于旧法，在“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经济社会发展”这三处有所修改，我认为这样的表述更好的体现了立法目的，或者应该说更好的修正了立法目的。从条文可以看出，立法目的更着重维护人的权益，强调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里所说的人的权益包括专利权人和其他社会公众的权益，分别体现在“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和“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中间目的是“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由于精神财富实在难易衡量，所以立法目的中基本略去，但并没有否定，因为“经济社会”之用语有点含糊，但其强调“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以上各目的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但总的因果遵循了条文中所表述的顺序。这样一说就容易明白“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是实现最终目的的首要前提，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要表达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不重要的意思，我要表达的是，两者都重要，但两者又有矛盾，所以要进行平衡，平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按照经济学上的说法，叫做实现总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总效用，对于国内法就是国内总效用，对于国际条约就是国际总效用，但这只是理想状态，且不说总效用的衡量十分困难，单说各利益集团对立法的影响就足以使法律偏离其立法目的，但我们要讨论的是其应有的目的，是正义的目的。有点扯远了，再回到正题。
由上面立法目的的说明容易明白，千万别认为考虑了专利权人的利益就偏离了专利制度的原则和精髓，专利法所真正所要做的就是规定专利权人的权利范围（注意该权利是广义的权利，别通权利要求混淆），也可以说是平衡好专利权人和公众的利益，其实现手段就是相关的法律规则，因此我只要不违背规则即可。进一步的论述又会涉及到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问题，我觉得明白规则优先适用即可，这里不再论述，我也还没有达到跟深入论述的水平。
按照我的理解，你所谓的“已经侵犯了公众利益”可能是指超出了公众应该得到的利益。那么我就退一步，从这方面做些论述。“应得到的利益”比较复杂，仍然要依据规则去判断，这里我采取一个简单的方法，看我这种修改有没有超出公众的最大利益，如果没有超出，则可以肯定我的处理根本不会侵犯公众应得利益。那么，公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针对权5和权6来说，就应该是删除权5和权6。容易明白，删除权56和我的处理方式的最大的保护范围都是修改后的权1，而我的处理后的权56是权1的从权，也就是，不管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处理，如果不经许可实施我的处理后的权56都是侵权，而且我的处理后的权56的技术方案已经完整地记载在说明书中，其不可能再构成从属专利权，因此，无论是哪种方式修改，对于我处理后的权56的技术方案来说，其他公众只要不经专利权人（此时仅是权1的专利权人）的许可就侵权，而专利权人实施不可能侵犯其他人的权益。所以，我的修改方式没有侵犯公众的应得利益。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这种处理相对于删除有何意义呢？意义很简单，即，在于权利明确化，节省不必要的可能发生的权利确认的成本。这不仅有利于专利权人，也有利于公众明确获知专利的保护范围。所以，即使单从立法目的而言，这种处理方式也没有偏离专利制度的原则，反而是更加利于实现立法目的。
由于学识有限，以上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真诚的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