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为控制艾滋病蔓延，泰国临时政府已决定向世界上最大的几家跨国制药集团“宣战”，采取行政手段强行降低昂贵的“抗艾药物”价格。
当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遇到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时，究竟谁应当让路？此前，虽然有《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宣言》等国际性公约赋予发展中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对知识产权保护期内的药品实行强制许可的权力。
但由于事关当事国之间的利益平衡，所以一直以来，这一制度都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从不出鞘的“尚方宝剑”。
泰国作为首个“亮剑”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成为了国际上不同声音对决的交汇点。其实，这场辩论的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自圆其说。面对自由市场竞争和公共利益需要，专利制度之所以敢亮出垄断的旗帜，有其来自经济社会的推动力量。强制许可制度则将人类的健康权摆在了首位，在防范医药专利垄断权过度使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但是，止于理论的辩驳无法真正为发展中国家解困。面对公共健康危机，启动强制许可制度或许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却并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后遗症”将会接踵而至。
http://news.sohu.com/20070404/n249205920.shtml
据报道，依靠仿制药，泰国现有超过8500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得以接受治疗，然而仿制药是否可以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尚待考证。泰国政府的举动也打击了跨国药企的积极性。美国雅培制药公司就曾宣布，若其药品的专利权在泰国被强制取消，公司将不再向泰国销售任何药品。由政府决定仿制药品的生产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寻租现象铺设了温床。而更为重要的是，强制许可的实施还有可能将不发达国家药品制造商的精力转移到药品仿制而非新药开发上。相应地，发达国家的药品制造商也可能会因无利可图而冷落新药研发。世界银行调查显示，在缺乏专利权保护情况下，有60%的新药将不会被开发。如此一来，整个人类的医疗福祉将受到巨大的损失。所以，面对威胁人类的疾病，我们应当摒弃惯有的思维和无谓的争论。企业的逐利本性与人类向往健康的愿望并非根本对立，平衡两者之间的砝码还在于有效疏通机制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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