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利申请现状：代理市场主导行业

美国那厢，苹果、三星的专利神仙战正酣，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不停挑动着中国企业的敏感神经……一派热闹。此时，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国知识产权业内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代理市场主导中国专利服务业
美国人又搞337调查了！这是一项由美国相关公司申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发起的调查，近年来中国企业常常成为调查名单中的常客，一旦产品最终被美方认定违反“337”条款，则将被禁止出口到美国。而这些发起方很大部分都是所谓“专利公司”。
专利业界将这些发起申诉的美国专利公司称为“专利蟑螂公司”，其鼻祖可认为是Intellectual Ventures（高智发明，简称IV），该公司通过收购、孵化等渠道已获得4万个专利，并常常以专利诉讼逼迫目标企业缴纳“保护费”（即专利授权费），从而获取巨额利润。IV的商业模式即便在美国和硅谷同样备受争议，被印上了“强取豪夺”的标签，美专家估计IV每年营收超过百亿美元。
IV代表了世界级的专利公司水准，Sun 公司的前 CEO Jonathan Schwartz曾讽刺，IV是一家“能从专利系统中套利的公司”。
国际“专利流氓”肆虐，中国有可以与之抗衡的专利服务公司吗？除了华为、中兴外，中国专利企业有在筹建自己的专利池吗？
很遗憾，数位业界专家向《IT时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仍没有这样的企业，中国专利服务公司的最主要营收来源仍是——专利代理，除此之外专利诉讼和专利咨询，均不具备可观的赚钱能力。
财政养活了专利代理公司
国内的专利代理市场有多大？2012年7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数量突破100万，据悉，“十二五”期间计划完成250万件专利的宏大目标。
庞大的专利市场带来的是代理机构的涌现，目前光上海就已拥有近80家专利代理公司，从业人员规模达700多人。
不过，在数字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政府推手的强大力量。“现在‘推手’已经成了‘苦手’，可以说，是财政养活了这些专利代理机构，但财政补贴目前还远未到退出的时候，中国知识产权行业也还不能‘断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利代理人表示。
据悉，长期以来，国内企业申请专利几乎是无成本的，因为国家财政给予专项资金的补贴，除此之外，对地方政府、科技园区辖区内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考核，被列入政绩范畴；而认定高新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也均需要专利数量的“硬指标”，有了专利，才有税收优惠、贴息贷款、专项优惠资金补贴等，所以不少企业申请专利的“动机不纯”。
据《IT时报》记者了解，正是由于补贴，我国曾一下子涌现出几十万件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并最终迫使主管部门不得不暂时叫停相关激励政策。
“数字代表的成就当然值得肯定。”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许春明教授说，“但繁荣的数字背后无法掩盖我们质量的短板，发明专利占比少等，仍困扰着行业。”
专利代理公司沦为“流水线”
柳沈律师事务所，业内人士公认我国最大的专利代理机构之一，其联合创始人柳谷书是联想集团“教父”柳传志的父亲，国内知识产权行业先驱，据业内人士分析，柳沈一年营收约为3～4亿人民币。虽然其规模尚不及IV百分之一，但这基本能代表我国知识产权行业服务公司的最大体量。
上海汉之光华公司专利咨询部门负责人项前透露，虽然知识产权看起来是朝阳行业，但非常难做，“比如在上海，真正做专利咨询的，加起来也就几个人，一个巴掌就数过来了，而且市场也很小，反正目前国内没有咨询业务收入能超1000万元人民币的专利公司。”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可悲的是，企业对专利的错误认识，让不良代理人钻了空子，被恶性竞争拉低的申请代理价格促使大多数企业都降低了专利代理申请工作的质量，目前大型专利申请代理公司想要生存，就必须采取规模化经营、流程化操作的运作模式，“不这样是不行的，专利申请本来是件专业性、个性化很强的瓷器活儿，现在却变成流程化生产线了。”
“你信不信，现在我能帮你找到1500元写一个专利申请的。”上海翼胜专利商标事务所孙佳胤向记者表示，2000元左右一个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4000～5000元一个发明专利，是目前常见的专利申请代理价格，“被恶意压低的价格根本换不来应有的专利优质服务。”
维权、侵权成本“倒挂”
除了政府补贴，致使企业“为了专利而申请专利”外，司法体系保护力度的不足让许多企业提不起精神。
上海政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曹阳表示，“不少企业宁愿去侵权，因为法院判罚的侵权赔偿金额常常比授权的价格还低，侵权成本过低长期困扰国内业界。”
曹阳介绍，在美国，许多企业收到知识产权侵权律师函就吓到了，因为企业知道，一旦官司打下去，企业很可能将被高昂的诉讼费用拖垮，所以此时90%以上的企业选择“屈服”，即开始缴纳授权费。
而在我国，孙佳胤介绍，打一个专利官司，原告律师往往需要见5个法官或行政专员，从地方法院，到知识产权局，再到北京法院，包括“提议专利无效”等法律程序都将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认为，在中国，知识产权维权的成本反而变得很高。例如，一个手机外观设计侵权官司打了2～3年，最后只判了几万元，而对于侵权的山寨厂商来说，只要一年时间，它们就能靠侵权机型赚得盆满钵满。
孙佳胤称，这导致了不少中国企业对专利质量的要求并不高，由于在应对专利官司时发挥不了作用，如果仅用来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也就无所谓专利质量，“既然一条1000元的土狗就能看门，还何必花20万买条藏獒呢？”
《专利法》第四次修法
那么，未来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或者说侵权打击的力度会明显改观吗？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专利法》作用至关重要。
《专利法》在中国的诞生曾经是一场“姓资，还是姓社”的斗争，在1985年出台之前，历经6～8年激烈讨论，总共修改了18稿，专利权作为“私权”，曾受到当时教育部、科技部、国防科工委等的坚决反对。当年，甚至出现过国务院法制办将审议稿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后，因阻力过大被迫撤回的情况，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最终拍板的是邓小平，他指出，“迟早要推出专利保护制度，我们要改革开放，不要再争议”，伟人的一句话，成就了此后知识产权在中国近30年的发展。
此后，历经1992 年、2000年、2009年三次修法，分别针对中美第一次知识产权谈判谅解备忘录、WTO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及中国创新性国家战略等进行完善。令业界颇为关注的是，第四次修法已经被主管部门提上议事日程。
“第四次修法的宏观背景是我国专利保护的力度还不够，单纯靠司法保护程序复杂、周期长、维权成本高。”许春明向《IT时报》记者表示：“所以，利益方、权利人提出加强行政机关（国家知识产权局）执法力度的修法愿望。”
法律界人士对此分析，我国往往采用部门立法、修法的做法，所以主管部门提出的草案常以扩权为诉求，并由此形成争议，最终通过的可能性并不大。一位接近产权局人士称，对于“扩权”，知识产权局十分期盼。
不过，许春明认为，虽然与工商、文化等行政执法相比，专利执法确实十分薄弱，但仍然应该坚持“司法保护为主、行政执法为辅”的知识产权保护基本体制，“加大专利执法力度在短期、特殊时期、应对特殊事件时可以采取，但不应作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常态。”
“从目前来看，我认为第四次修法短期内通过的可能性并不大。”许春明说。
上海踏出“断奶”第一步
虽然修法无期，但行政管理改革步伐却没有停下。今年7月1日，上海试水对专利资助办法进行了相关改革，明确了重点资助发明专利、授权专利、专利国际申请的方针。“对于申请受理不予资助，只有发明授权才能获得2000元的补贴。”孙佳胤说。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其实上海知识产权局早前就想推出上述政策，但面临的阻力和可能带来的短期阵痛都让政策迟迟未能出台。
上述人士分析，上海知识产权申请规模一直排在全国的第三四位，如果该政策影响了上海的专利申请数量，那么相关主管机构将背负很大的政绩压力。事实上，据记者了解，政策出台后，对专利申请数量确实有所影响，如上海某高校就一下子叫停了数十个项目的专利申请，原因很简单“课题组没钱了”。
“这就对了！一定要改变。政府的资助是一个引子，不是主体，是必须的，但不应是全部。”许春明认为，对专利的激励政策不同于家电下乡，不应是短平快的，而应是前瞻性的，把眼光投射到企业视野的前面，应该用来解决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例如，引向国际专利的部署。
记者手记
国内企业何时意识觉醒？
凭借政府的激励和引导，中国知识产权领域高速前行。但目前为止，除了华为、中兴等企业，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自发意识似乎仍未觉醒，这导致，政府对知识产权行业不敢轻言放手。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是中国知识产权意识觉醒的春天呢？
当记者将这个问题抛给被访专家时，许春明说，在中国国有企业体制不做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中国知识产权的未来在民营企业！因为只有在充分竞争的环境和行业里，知识产权作用才能发挥；而在垄断行业，是没有用的。
曹阳则说，应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虑问题，未来就算一杯饮料也可能是全球各个工种协同产生的，知识产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孙佳胤给记者举的例子更加有趣，“你能设想一下，买一副三国杀你也要买正版的，有知识产权的；或许有一天，周鸿祎质疑小米手机时不再关注虚报成本，而是指责其侵权、盗版；又或是当某个上市企业吃上侵权官司后，A股股价会应声下跌的时候……”只有当知识产权意识融入血液，民众以盗版、侵权为耻的时候，社会大环境才会真正改变。

这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更好的重视私权以及法制，是必不可少的

好文章啊，哪个记者写的？

steven007:好文章啊，哪个记者写的？ (2013-01-05 12:30) 

呵呵，IT时报的，一个很帅的帅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