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年，伟大的发明家詹姆斯•瓦特，为了制作一台新型蒸汽机样机，耗尽了他所有的钱财，他不得不靠担任河道测量员挣钱糊口。在经历了发明的艰难和生活的艰辛之后，他发出感慨：“最愚蠢的事莫过于发明了”。这是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遭遇的磨难。
1808年，被称为天才发明家的特里维西克，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蒸汽机车，并用在轨道上运行的人，他为了获得世人的支助，便在伦敦尤斯敦广场上铺设轨道，自己驾驶着这种蒸汽机车转圈，给观众表演。然而，看热闹的观众反应十分冷淡。25年后，他在债务缠身中去世。这是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付出的代价。
在历经200多年，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发明的后继者们仍然一个接一个地品尝着瓦特当年的辛酸。技术发明引发的社会进步，当今时代人人皆知，但世人对科技创新的冷漠，不减特里维西克所处时代。
生活中有一个永恒的观念：物以稀为贵。然而，在我国经济圈中，这个观念硬给击破了。2002年，我国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总量为1461件，仅为美国IBM公司当年的43%（IBM获得发明专利3411件）。照此对比，在我国，发明专利可真正属于稀缺之物，应该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但就是这个皇帝之女，找婆家比登天还难。
以我为例，当我的发明专利文件公开之后，我便开始在一些技术交易网站发布信息，又给地方政府组织的技术交易会送资料，希望将自己的技术成果推向社会。但一浏览技术网站，我心里就发麻，网上各种各样的技术项目就如蜘蛛爬满墙壁一般，数不胜数。我想，我的发明技术只不过是添加一个蜘蛛而已，但我还是把这没希望的信息贴上去了。
再说政府组办的高交会，据说请来了全国2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来此找项目，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于是忙着填表，并按要求，编写那些模糊不清的商业计划书，这样折腾了2个多月，结果连“入围”都没能进去。后来查看消息，提交的商业计划书有250多份，“入围”的30支团队，再经过答辩、演讲等几轮争夺，最后选中两、三个商业计划。记得有一个是种植药材的企业，3元的成本可卖到50元，本来早已在圈地经营，这次是引资扩大规模。我明白了：风险投资并不是投风险的，而是专投无险的。像我这种纯技术的项目是不够资格的。
伴随寻找出路的各种努力，我渐渐认识到，我将走的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从多方面获得的信息看，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那就是说，90%以上的技术成果都会死亡。但我坚信，我发明的旋转冲洗式洗碗机是千家万户用得上的产品，况且国内洗碗机还是一个空白市场，而它所具有的省电、省水、省时和无需使用洗涤剂是现在国内以及国外都无法替代的全新技术，因此它的前景十分的广阔。所以我决心让它转化成为10%以内的科技成果。
为了摸清技术市场的需求情况，我决定直接走入市场，了解技术转化的难度。2004年8月，我精心准备，远涉千里，应邀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技术交易会。可到现场一看，这种技术交易会就如乡镇赶集，有卖床上用品的，有卖拐杖的，有卖老鼠笼的…，还伴有喇叭的吆喝声，真是热闹非凡，据说这些都是有“国家专利”的。进入会场的顾客都是附近的市民。在我的展位上，有很多中年妇女来观展，询问有没有产品。事实上，如果有钱做产品，我此时正忙于自己的事业，哪里会跑这么远来摆小摊！不过有这些市民的关心，我也倍感欣慰。
我坚守了4天，直到这场全国“杂货交易会”结束，才发现实际上这种活动只是一个现成品的买卖交易会，而像我这样依靠技术寻找投资人的项目是没有市场的。我意识到：我所面临的是一个 “0市场”。在中国，这个市场就是这么“纯正”，就是一个把实物换成钱，或把钱换成实物的地方，不可能再有其他什么交易了。所谓“技术交易”，只不过是冠一个“技术”的美名而已，真正的技术是没有交易市场的。
之后不久，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一个发明人，已拥有6个专利。他向媒体抱怨，如果他的专利不能转化，他就在大街上烧掉这些专利证。这时有专家出来圆场，说：搞技术发明应先作市场调查。
专家总喜欢用经商的观点来衡量科技创新。比如什么商业计划、什么可行性报告，这些东西细化到加工需要几台机器，需要几个人，需要几块材料、耗多少电，并列出财务数据，算出赚多少。如果这些细节都准确了，那已经不再是创新的成果了，而是老得发臭的陈旧知识。在多数情况下，科技创新本身就是涉及全新的领域，许多技术标准、加工工艺、制造成本都需要重新建立。由于我国很多人在自主创新方面表现得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根本不懂怎样选择和运用技术创新的成果。
对于技术成果，我们只能看它能达到的技术指标，分析它对未来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判定它的应用前景，而不能量化实施新技术的每一个细节。由于企业经营者摸不准每一步细节，对于技术成果的应用价值无法判定，所以，造成了目前大量专利技术无人问津的社会问题。
为了不让发明成果过早地霉烂掉，我改变了策略，实施“敲门推销”方案。由于我的发明属于家电范畴，所以我把全国众多的家电企业找出来，分别寄一封信给它们的掌门人，把我的技术方案和性能优点向他们介绍一番。一方面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项洗碗机的发明，可能打开全国一直保存着的、唯一的空白市场，另一方面希望有一家，而且只需一家企业愿意接手我的技术，那么我就可以继续推进我的事业了。
信件寄出20多天后，就陆续接到少部分企业的回音了。回复情况各不相同，但2005年7月接到的一家国内大牌企业的回音算是经典：
“我是××实用技术开发部的，你现在有专利证吗？”
我说：“还没有。”
“那你写的那个号码是什么？”
“是申请号。”
看来，对方先生不了解发明专利的知识。接着：
“你有产品吗？”
“没有，但我有试验样品。”
“在使用吗？在你家里用它来洗碗吗？”
“没有，它是用来验证技术效果的。”
“那我们就不需要了，等你做出产品来，再与我们联系。”
我想，等我做出产品了，还找你干什么！
看来，对方先生虽在大牌企业中搞技术开发，但还没有技术创新的经历。他不懂“试验样品”在技术创新中起什么作用，也不懂“试验样品”与产品的关系。他只知道产品是很重要的，而不知道产品是由“试验样品”演变过来的。
大多数企业只喜好以实物包装的技术成果，而不懂得以资料记录的软科技更有价值。对技术持有者而言，实物成果只有快过时了，或没有利用价值了，才会转手给别人。而以资料出现的发明专利则是世界上最新的，可能是前途无限的智力成果。
科技创新就如解答一道高难度的数学题，我已在草稿纸上算出了答案，希望一家企业投资，买来笔墨和纸张，把推算过程重新整理一遍，写成书面的标准格式，便可以复制印刷送向市场。就这么点誊写的劳动，企业都不愿来做，真是懒惰成性了。懒惰并不单指跑腿的快慢，更重要的是指头脑的懒惰，头脑懒惰是国内企业的习惯——不搞科技创新，也不培育创新成果，只想拥有核心技术。这使我想起童话故事《懒汉哈伊拉》：
有一个懒汉，叫哈伊拉，他整天躺着，连动也不肯动一下，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于是哈伊拉决定去请教一个聪明人，问问怎样才能富起来。
哈伊拉在路途上遇到三件事：首先是一只病狼，说它腰痛得厉害，请哈伊拉替它问一问聪明人怎样治病；第二是一棵苹果树，说它从不结果，请帮忙问问聪明人是什么原因；第三是一条大鱼，说它嗓子感到刺痛有七年了，叫哈伊拉让聪明人想个办法。
哈伊拉见到了聪明人，哈伊拉向聪明人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并将狼、苹果树和大鱼的情况告诉了聪明人。聪明人说：“鱼的喉咙里卡了一块大宝石，把这块宝石从喉咙里取出来，它就恢复健康了；苹果树下埋着一个盛银子的大罐子，挖出这个大罐子，苹果树的花就不会再枯萎了，树上就会长出成熟的苹果来；至于狼，它要摆脱疼痛，需要吞食它遇到的第一个懒汉。”
“那我的请求呢？” 哈伊拉问。
“你的请求已经实现了，快回去吧！”
哈伊拉高兴极了，没有再多问聪明人什么，就匆匆赶路了。
哈伊拉最先见到大鱼，大鱼央求哈伊拉把它喉咙那块石头取出来。
“我干吗帮助你？我只管走自己的路，财富自然会有的！” 哈伊拉说着就走了。
接着，哈伊拉见到了苹果树，苹果树请求哈伊拉挖出这个大罐子。
“不！聪明人说了，我不做这件事，同样什么都会有的。” 哈伊拉说完，就走自己的路去了。
最后，哈伊拉见到了病狼，告诉了狼的治病方法。狼询问了哈伊拉一路的经历，非常高兴。狼说：
“世界上没有谁比面前这个哈伊拉更愚蠢、更懒惰的了！”
哈伊拉的结局不用多费笔墨了。
我们的企业也不会想到帮别人把“卡在喉咙的宝石”取出来，更不会想到帮别人把“银罐子”挖出来，他们只想走自己的路，增加劳动者强度，压低劳动者的收入，大搞价格战，但最终要被狼吞掉。
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时间不长，企业经营水平仅仅处在产品制造和产品销售的表面环节上，有的甚至将经营优势建立在获取垄断资源上，所以技术工作只是企业的一种附属劳动，技术能力也只维系在为产品制造服务的简单劳动上，企业根本没有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意愿。即使部分企业有意识地组织技术活动，但也只是围绕产品设计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技术层面，所以发明技术无处求生，企业不愿参与发明创造的过程，却只想分享新技术带来的利益，这是企业惰性的必然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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