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吗？
——近年目睹翻译界之怪现状
杨 青
本报记者 杨 青
谁还像傅雷那样译书？
傅雷作为一名翻译巨匠，他的翻译质量和成就几乎人人称道，但是傅雷本人却不自信，一改再改，《高老头》改了三次，《约翰·克里斯朵夫》也改了两次。这几乎都是大的改动，说到具体的翻译，他一般要经过六道工序，更是改了又改。可他总觉得自己无论译哪一本书，不能从头至尾都好。
他在《傅雷家书》中谈到：“这几日开始看服尔德（伏尔泰）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的若有若无的讽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能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甚至在译完后还感叹：“从初译以后，到寄出为止，已改过六道，仍嫌不够古雅，十八世纪的风格传达不出。”
诚如杨绛所言：有人说傅雷“孤傲如同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杨绛以为傅雷并不矫情，也不是谦虚，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这说的是傅雷的个性，其实挪用来形容傅雷在翻译上的心境也很确切。在许多读者的眼中，傅雷是翻译界的一名巨匠，他的翻译风格的传神的表达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高度，犹如云间鹤一般需仰视才见。但具体翻译中的傅雷却如墙洞中的小老鼠一般，每次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和傅雷的翻译境界相比，现在的翻译界可谓翻天覆地，换了人间。说起现在的翻译界来，不仅是读者摇头，连翻译界业内人士也摇头连连。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学者王晓渔揭秘的一篇《史上最牛译者》在网上流传甚广，一位２９岁的龙婧４年译了２３本书，而且作品类型跨度很大，从文学到商业，再到学术，几乎无所不能译，称得上是史上最牛译者。但是王晓渔马上就又发现了一位“李斯等”，其译著成绩远远超过了龙婧，因为他从业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生产规模基本达到集团经营的地步。从１９９６年编著的《垮掉的一代》被批评为抄袭起，他的译著事业一直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多到无法统计的翻译数量让王晓渔心服口服把“史上最最牛译者”的称号赶紧拱手相送。
“姑妈还是舅妈”问题竟无人管
业内人士分析说，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一些出版社，或违规向出版社购买书号出书的民营书商，出版译著时尽量压缩翻译时间、降低翻译成本，往往找一些没有太多翻译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大学生当廉价劳动力，有时为赶进度安排多人分段翻译后进行粗糙拼接，其质量自然可想而知。
记者手头有一本《影中漫步》，是首次在大陆翻译出版的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自传。这部既无序言，又无后记，译者的名字都“藏”在“图书在版编目数据”里。开读内容发现错讹颇多：不仅传主的儿子的名字从彼得变成皮特，又从“他”变成“她”，随心所欲。最令人意外的是在书中“姑妈”一词的后面出现了这么一条独特的注释：（姑妈还是舅妈，还伯母？没有读前面的部分，所以不知道）。这真是一条精彩而坦诚的注释，也是译者分工合作的程序的幕后交待。问题是就是这样一条等待核实的疑问居然从最后的统稿者以及责任编辑和校对者的眼皮下溜过去，走到前台和读者直接见面了。捧读这样满嘴沙石的译本，读者的感受可想而知。难怪一些老翻译家说，现在的翻译作品，已经不能挑错，只能挑对了。
海天出版社的法语编审、国内年轻的法语当代文学的翻译者胡小跃认为现在有些原著写得很好，但译文不忍卒读。他从法国拿了很好的作品过来，译完一看发现搞坏了，卖不掉了。他感叹：译者不给作家增光彩也罢，能如实译介过来就算功德。但现在很多译者达不到这个要求。他作为编辑，只能见错就改，但改几页还行，总不能改整本书吧。
就译书中随处遇错，说到编辑的责任，胡小跃一肚子的苦水。他说，以前的编辑一年做两本书，译稿一遍遍求证查阅。现在出版社搞体制改革，编辑一年要出十本二十本书，还有经济指标的压力，再加上编辑的素质，很难严格把关。以前的编辑水准很高，可以指导译者。可现在的编辑有的根本不懂外文，能改错别字就不错了。所以整体译书的翻译质量太可怕了。以至于有的人看中文译著看不懂，看外文原文反倒能看懂了。
遇到译不好的本子，胡小跃只能怪自己运气太差，所托非人。除非差得太多，不再做第二次想，通常情况下，只要能过得去，就还得合作。因为现在专门搞法国文学翻译的，全国应该不超过二三十人。有水平的专家不愿意翻东西，因为稿费太低，翻译的东西又不能赚学术成果，评职称，写论文都用不上。国外有专门的翻译学院，而我们现在真正的翻译专业没有，高校虽有翻译课，也重视不够。翻译门槛太低，基本上懂外语就能翻。有的人中文、外文水平好，但翻译的东西不行，就是缺乏翻译的技巧，而这要很长时间的磨炼才行。跟高校沟通几乎是没用的，他们有他们的概念。跟法国大使馆协商，前年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搞过一个短期的法语翻译培训班，人数少，力量单薄，解决不了大问题。
但南京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法语翻译专家许钧却认为，目前的翻译有时代的原因，翻译速度很快，不给你精雕细琢的时间，其中确实有出版社的问题，但也有读者的问题。恰恰是因为社会对于翻译质量不重视，可以容忍劣质的译本。想想看，生活中哪怕方便面超标一点点，也有人关注。但是译本质量如何，读者不关注，所以翻译质量差，不能单纯怪译者或出版社，这应该是一个社会“合谋”的结果。
整体上评书的质量糟糕得可怕
保障翻译质量的条件多有欠缺
网上有一名自称“烂翻译”的自白，他羡慕傅雷所处的时代，可以靠翻译的稿酬住上小洋楼。可以一天翻译一千字，慢功出细活。但现在翻译的生存条件恶劣。稿酬低，报酬少，在现实生活中靠翻译什么好处都捞不到。而且得一天翻一万字，才能勉强糊口。在这种条件下，翻译的质量真的无法保障。
身兼翻译和责编的胡小跃更能体会其中的苦衷。他觉得搞翻译和创作相比，一赚不了钱，二出不了名，翻译比创作付出得更多，得到却更少。在目前出版社不可能提高翻译稿酬的前提下，的确让不少年轻人视翻译为畏途。
在胡小跃的眼中傅雷是一个幸运儿，他可以追求自己的风格，研究自己喜欢的作家，翻译他的作品。现在傅雷那样的生活只能是一个翻译家的美好的梦想了。翻译界很多人愿意像傅雷这样的工作，但没有这种条件。所以他觉得傅雷虽然受到政治上的冲击，他的个人悲剧也令人同情，但从翻译行业来说，他是幸运儿。
一批评朋友就成了仇人
胡小跃承认，很少人愿意出来做翻译批评，不敢写任何东西。翻译很难得，一个人能出来做这种事，不图名不图利，打击人家很残酷。胡小跃称，现在他对翻译批评不敢做，否则谁也不愿意给我干活。自从担任编辑以来，因为翻译质量问题退稿压稿，结果很多朋友成了仇人，很好的朋友形同路人。去年他因为退一位教授的书稿，结果被骂得吐血，直到今年这位教授才肯检讨。没办法，遇到差错他只能一遍遍退稿，其实退到第三遍的时候，里面的差错基本全被他改完了，但结果仍然是一通臭骂。
其实傅雷曾经因为翻译批评得罪过人。１９５４年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信手举了许多翻译谬误的例句，没料这份意见书大量印发给与会的翻译者参考，结果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钱锺书曾为此写信责备傅雷，这也是杨绛记忆中钱傅两人闹过的一次别扭。在杨绛看来，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错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
区别是，老一辈的翻译家一边在译，还一边在努力捉拿跳蚤，务求减少。而新一代的译者却对跳蚤视而不见，觉得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了。
就像优秀的文学创作离不开文学批评一样，翻译质量的提高，也需要翻译批评相伴相生。可惜的是，现在的翻译质量成了麻绳串豆腐，提不起来，翻译批评也跟着成了老虎的屁股，轻易不敢有人去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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